五更道

我的新酒店开在马德里的城北，是的，这已经是第四家。一大堆事情料理完毕应付好形形色色的记者我终于能提着包回到瓦伦西亚，休息，并且准备不久以后的戴维斯杯。

 

记者们的问话不外乎都是一个套路，商业发展是否对网球生涯造成影响？竞技状态的下滑是否和不务正业有关系？当然不务正业这词是我替他们说的，他们大概早想这么说了。我作为运动员的下坡路早已从2004年开始了，和当不当老板开不开酒店本是没有关系的。这个世界，不是我落后而是他们前进得太快，我手握不住东西自然会害怕，利用像飞机里程一般有限的时间来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说钱。对于我来说不是坏事，对谁都不是。

 

但我仍然无意放弃网球，它好像葡萄糖蛋白一样随着针管注射入我的血脉里，我还没开始喜欢女孩子就已经喜欢网球了，这是我的一部分，我不能放弃它好像不能切掉自己的小指。况且我总是自认年轻。

 

 

秋天的天气已经凉了，瓦伦西亚开始进入它最美丽的时节，连海风都是橙色的。大片的阳光像刀子切割过似的整齐地卡进每一个潮湿闭塞的角落，并不炎热，适宜妥帖得让人有点发狂。海鸟掠过头顶拍打出带羽毛的风声，天朗气清。

 

我心情极好，想着回去放好东西下来买两个橘子柚，路过水果店的时候就闻到香味了，好像干爽的毛巾搔得心痒。

 

但是在我掏出钥匙开房门的时候我发现了糟糕的事，一周前我离开房子的时候反锁的房门被人打开过了。我当然不会意识过剩认为附近良好的治安之下会有梁上君子，通常发生这样的状况也只有一种情况。

 

客厅没人，来访者大剌剌地睡在我卧室的床上趴着睡得很沉，只穿了条短裤，没盖被子，结实的肌理在这美好的秋日阳光下随呼吸起伏，像一座肉山。我有点头皮发麻。

 

“你来之前能不能稍微告诉我一声？”我用力把手上的包砸在他头上。

 

对方从枕头里抬起半张脸，懒洋洋的声调咕哝说道：“哦？你回来了。”

 

我除了喊上帝还能怎样呢，他倒是很大方地一挥手说：“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拉起掉在地上的被子，留给我一个毛茸茸的脑袋，我冲他抡了一拳他也睡得安稳。

 

九月三日，瓦伦西亚时间下午两点半，天气晴朗，有风。马拉特·萨芬睡在胡安·卡洛斯·费雷罗的床上。
世界上最头疼的一种关系是该死的青梅竹马。

 

 

我开始自己给自己弄食吃的时候，他倒是醒了，光着身子站在我身后耸肩说：“正好，我饿了。”他谈论生理需要总是像英国人谈论天晴下雨一样无比自然。我搅着锅里的面条想着不过他其实像美国人，再不济是法国人，或者认命了的是西班牙人，哪里像个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蹭到我背后叨念着“还要多久？”略略埋下头把下巴靠近我的肩膀，不明显的呼吸刮着肩上的皮肉。我回头对上他的眼睛，冷静地把在锅里捞面的汤匙贴在他的脸上。

我和马拉特14岁时认识，他千里迢迢从俄罗斯到西班牙学网球。一开始他个子就很高了，我也不矮，只是他更高。那时候他可没有现在傻，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能用西班牙语问我借护膝，虽然口音生硬，却很标准。他在语言上很有些天赋，到一个地方就能学着说当地骂人的话，谈吐清楚。
他占优势的地方在于次次吵架他能抄着大舌头的俄语喋喋不休，说的什么我可不知道，我怒气冲冲的每一句话他都能用陌生的饶舌把我堵死，这着实令人懊恼。

 

是的，这家伙经常找我麻烦，年轻时老是吵架，近年我们双方的脾气都随着事业的下坡路滑下曲线，温和不少。特别是我，我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亲善得像只刚脱壳的鹌鹑。对他，或者也是见面不若从前那么频繁的缘故。

 

但只有面对马拉特我才敢默默承认，说不沮丧是见鬼的话，事实上我无可回避地想起我们转瞬即逝的巅峰年月，奖杯高高举起来的快乐定格，也回忆和他赤膊打球的少年时代，所有一切明亮的、痛苦的、甜美的、盛大的记忆，我曾得到的东西和失去的全部，好像夹在床头相簿的旧照，它们着实让我万分怀念。

 

年轻的时候我俩在训练中交手他比较占上风，网前截击迅速，抽杀力量很大，不似同龄人，很快就崭露头角。我并不为打不过他而感到心灰，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的教练很得意地炫耀说他会培养出一个大满贯的冠军，“你信不信，安东尼奥？”马拉特的教练是位女士，说话时眉毛总是挑成一个像耐克的勾。
“是的，他很棒。”安东尼奥是我的教练，他拉着我的肩膀朝球场走，下午的阳光把红土照得温热得像新鲜的可可豆。

我小声对教练说：“那个俄国佬脾气很坏，双发失误不少，底线球也不怎么样。”
“别这么说，胡安。”教练灰色的眼珠严肃地看着我。“永远不要轻视任何对手。那个萨芬是个不错的家伙，而且我看得出他还挺喜欢你。”他眉毛一垂朝着我脑后笑起来。

我转过头，看到马拉特站在不远处隔了一张球网的背后，正挥舞着球拍招呼我们。他欢快的脸颊上有两道笑纹，我的同学加西亚告诉我那些以貌取人的姑娘们就喜欢他这样的。我对着阳光半眯着眼睛恍惚地望过去，觉得十分像只长胳膊的大狒狒。
然后一团豌豆绿色的东西砸中我的鼻梁，“哈哈！胡安，帮忙拣一下球！”大狒狒乐不可支。

“教练，您从哪儿看出他喜欢我了？”即使是十五岁时我也有我的困惑。

 

熟识以后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在一起吃饭，马拉特抱怨西班牙没有他亲爱的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烤火腿。
“你不回去了？什么时候回去？”我问他。
“明年夏天吧，这会儿莫斯科还下大雪呢。教练说我明年能打职业比赛，成为职业选手我就回家。”他嚼着西红柿。
“不再回西班牙了？”我心中有羡慕的部分。
“为什么不？我喜欢瓦伦西亚，这里所有的女孩儿穿裙子都比俄罗斯短！”显然他又说到兴奋的地方。
我懒得理他，他的卷发睫毛和鼻子不识时务地在我装着蛤蜊的餐盘里投下一道侧影，我提着不锈钢叉子叮叮地使劲儿戳过去。
这个画面我老是记得。

他后来说：“你不该记太多无聊的事。”

也许他是对的。

 

一晃很多年过去，马拉特是个很喜欢拿交情说事的人，他执着地强调着我们相识几年。此刻也是如此，“我们认识了14年，你可不能这么对我！”他在被我用汤匙烫了脸后他用冷水扑面一边大叫。类似若干年前我把他反锁在厕所里他就拍着门大喊“我们认识了3年，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常常感叹这家伙的长进要有他球速一般快或者世界会是另一个样子。

 

17岁时他非常不屑地说我刚交上的女朋友牙齿太黑，声音大得隔壁球场的人都凑过眼来看我们。
如果闹起脾气来，我常常胜利。一番搏斗的结果是厕所里的人狠狠地拍着门板嚷着我的全名不停道：“你完蛋了完蛋了！”叽里咕噜的骂声像在念着咒。
我用扫把封了门跑去训练，练了一会儿心不在焉，中途到底觉得不安得很，我给教练说“天晓得是昨晚上吃了一品脱的冰淇淋坏了肚子。”一边装着深深浅浅的脚步往厕所跑。马拉特下个月要去打职业赛，这样的时候我前思后想之下，不得不宽容地放弃矛盾去给那个大嘴巴开门。
我小心地抽出扫把松开了门，里面咚地一声响，没回头看一眼我拔腿就往外跑。这天天气有点过剩的晴，光线透过天窗像被揉过的巧克力锡纸，金色的天窗向上一飞，我被人从后面拉得滑了个半倒，用手撑住墙勉强站了起来。
虽然知道是他还是吓了一跳，我想即使他想要揍我，我也不一定是挨打的那个。正准备说话，马拉特从后面勾住我的脖子，把脑袋贴在我的后脑上，喷出湿漉漉的气像从浅海里扑出来的鸟。
他轻轻地说，“胡安，别这样了，以后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气坏了。”

金色的巧克力锡纸碎了一地，我当时的反应类似于落荒而逃。

几年后提起这事，他说生气我当时交了女朋友不主动告诉他，对于厕所里的事倒是只字未提。

马拉特在埃斯平霍拿到他职业生涯中第一个奖杯的那个月底，倒是我迎来了人生的冬天，失去了母亲。

 

那的确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日子，我无时无刻不觉得罗萨里奥小姐的去世是一场随时可能醒来发觉天地还原的梦境，母亲生前我常常直呼她的名字，她也不觉得这是有逾规矩，反而觉得这样让她年轻。遇到周末的时候她常常和我的姐姐散步到网球场来看我训练，我一抬头就能看到她们，罗萨里奥小姐一直很瘦，还老穿紧身裤，身体坏掉以后尤其是。她像葵枝一样在铁丝网外面摇晃着手，年幼的我面不改色地害着臊。我不抬头看她，只想她快点走，她却像逗弄孔雀开屏一样再接再厉挥舞着手绢，软绵绵得吆喝着“嗨，嗨，小家伙”。
再也不会有了。

即使我那么真切地觉得她仍然在某处带着喜悦的眼神温暖又热烈地看着我，但不公平的是，我却永远见不到她了。

巨大的悲恸过后，我伤心到头脑空白干净得像洗过水的纸一样，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能够做什么。
这时候身边只有一天比一天更沉默的父亲，我是由他带着才开始打网球，但现在他连话也不和我说。两个姐姐摸着我的头眼泪汪汪地说：“胡安，我们真是一家子倒霉蛋，可怜透了。”
我抓着球拍也没力气打球，我不知道我要多久才能活过来。突然想找人说会儿话的时候才想起这些年在身边的那个喇叭筒已经去参加职业比赛，人也回俄罗斯了。

 

事实上马拉特在当天晚上就给我打过电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晓得这么快，但当时我太混乱，几乎是什么都没说就挂断了。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电话里是只有呼吸没有话音，但我一下子就知道是他，知道就是知道。他喘气的声音像不平静的海潮一样，唰唰地从听筒里传过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说，“胡安，是我。”
我一下子哭了，吓到了他也吓到了我自己。
我不知道讲什么，他出声说：“你再哭我就挂了。”

马拉特回瓦伦西亚后拉我去吃饭，他坚持认为只要有胃口塞三只小煮鸡世界上的一切都还有得救。
人似乎经历一些大事和吃过了一些不同的东西过后会发生某种变化，好比我过了这个17岁以后再也没有流过眼泪。

 

说起来时间又过了大半年，我也进入了世界职业网球选手的行列，这让我如释重负也更知目标轻重。在网球场边遇到马拉特他还是像每一次我们相遇时一样笑着走过来像大乌贼伸出触手紧紧扣住我的拍子。球拍线嘣嘣作响的声音总是让我想起小时候唱的“某一次有一只小船”的儿歌，我使劲儿向后拉扯球拍的时候想到其实有些话我应该更郑重地告诉马拉特，比如“滚蛋”和“谢谢你”。

至于稳定友好的关照和对抗后来怎么会变成另一种局面，我坚持认为那绝不是我的问题。

 

老实说，我并不乐意作为马拉特的对手比赛，尽管在职业大赛中无可避免。这与交情无关，我只是想进行一场头脑清醒的比赛，而面对马拉特时我的情绪会随着他一起糟糕，愤懑至盛怒，有时候我还会想自己也像他那样摔拍子是否对紧张的神经有所帮助。
他手劲儿挺大，摔下去的拍子还会跳起来弹得老高，我从对面望过去时总觉得像是看台上的观众看不下去了扔拍子砸他一样。

对于摔拍这一点，我问过他最开始是不是只是想出风头。
他整个人拱过来笑成一团说，“那是当然的。”语气让我十分想揍他。
“但是，现在慢慢地就成了习惯了。”他张开一口烂牙用西班牙语把“习惯”这个词咬得很重，像在啃骨头。
我盯着他的下眼皮说：“马拉特，你真是个败家子。”
“12只。”他说，下眼皮上细细的笑纹好像在嘲笑我。
“嗯？”
“今年到现在刚好摔坏12只，一打。我的上帝，你知道我喜欢这个数字。”他十分得意，我觉得他的表情像个白痴。
“是的，你的上帝知道我可不知道。”我用胳膊推开他站起身。
“你知道的，12是你的生日。”他躺平身子睡在长椅上，眼睛望着别的地方。

 

后来他每年摔坏拍子的数量直逼三位数，并且得意洋洋作为炫耀的噱头，作为朋友我深深地为他的智商感到遗憾。直到我的理疗兼心理咨询师罗伯特把他作为反面例子告诉我，这种习惯性失控其实是情商方面的缺失，我不能否认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的心脏在咧开大嘴笑得挺开心。
当然，他带着这个要命的败家子习惯赢了阿加西的那天我也的确大吃一惊，似乎来得太快了。

 

那年的巴黎是长着脑袋和眼睛的人们都在关心着足球的蓝色夏天，网球只是一年一度的平静的运动。萨芬赢了阿加西这样的一场比赛却是掀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他挥着拍子站在红色的土壤中间，一望可及却是已经离我太过遥远，天知道我多想走进罗兰加洛斯的红土，我做梦也想站在哪里让天堂里的罗萨里奥小姐看到我，但终归也只是想想。

他和我一样年纪，他跑在那儿，全法国和全世界的姑娘们都认得他，她们嘻嘻哈哈地指着他笑。是的，那时候的萨芬灿烂强大得很，让我看着他我也说喜欢，无可置疑。

我自己也在缓步前进，我想已经足够地努力，只是太慢，没有人替我着急，自己也并不贪求。
我认为该到来的总会到来，像更小的十来岁时一个人提着大行李包等待地铁或者渡船，需要的只是耐心，或者还有些什么，运气？机会？谁知道呢。

 

好吧，那几年的马拉特过得非常，嗯，非常如意，甚至看那样子我认为除了赛场上的偶尔点头而过他完全不记得我了，我常想一个人当他拥有了太大的世界以后他再也难以看到细小的东西，倒是我的世界极小，便认为很多琐碎之事也无比重要。
于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冬天的晚上，已经是很深的夜里了，他一声不响地跑来西班牙这样的突发状况便成了我无比重要的事。

那天我去科斯塔家打牌了，阿尔伯特是个赌品很臭的家伙，输了我三只球袋一顿饭，硬拉我和他几个朋友一起陪着黑桃皇后到了半夜。我不到二十岁还是个小鬼，没胆子和他硬犟，到离开的时候大概快三点了。
当时我还没有搬出去，和家里人一起住着，好在父亲对我管得并不严紧，但到了家我发现家里客厅的灯还是像热黄油一样亮着的时候颇有些讶异，爸爸有点神经衰弱总是睡得很早，姑娘们都独立在外，通常是不会这个时候还有人在客厅里的。
我扭门进屋以后发现倒在沙发上侧身看电视的人一口凉气抽得肺都冷了，虽然已经很晚了，他还很有精神的样子瞪起绿色的眼睛看着我，眼珠里像浸了一层薄荷酒。
“你居然现在才回来！”声音不大，态度倒是很不满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音量也足够了。
真是见鬼了。

 

马拉特用一个不太舒服的角度盯着我，他音调平稳地说着：“我等了你一晚上了。”并没有特别生气但口气总归闷闷不乐。他的头发看起来像是有段时间没有打理过，开始长长卷起的部分像羊毛一样。绰约光下线我只能看见他的半边脸，整个人很是有几分邋里邋遢，胡子也没有刮利索。左眼在阴暗中有几分斗鸡，非常好笑。
我进屋靠桌子松了手上的钥匙，神经回路还不能够恢复正常，短暂地懵了一小会儿。这时候如果我置疑“你为什么会来？”或者“你想做什么？”简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只有我妈妈才知道这天晚上我是打牌耗死了太多脑细胞还是回来的路上被雷劈了，磕磕绊绊吐出一句：“你吃过了没有？”话一出口我都想抽自己两巴掌。蠢透了，我简直不愿意抬起头看他。
马拉特果然不明所以地瞪大眼睛，然后绷不住开始咧嘴笑。这让我觉得此刻并非午夜而是下午三点。
算了，太蠢了。
我们都是。

我们坐在餐桌旁边一起吃起我从科斯塔家带回来的小橄榄腌肉，餐厅的顶灯洒下像饮酒过度的醉梦一样不安分的桃红色光彩。
马拉特发出口水的啧啧声嘟囔着：“我大老远跑来西班牙，你居然都不正眼看我！”
我眼角瞥了一下墙上的蛋壳挂钟：“现在快四点了，我还能睁着眼睛坐在这里，你以为我是从中国回来吗？”
“但是我想要和你说话。”他一定是疯了。
我咬肉嚼得半边脸发酸，用左边胳膊架起头，想必我脸皮的形状一定被拉扯得很奇怪，已经无关紧要。“好吧，说吧，你跑来干吗来了？”
“其实没什么，就是想见见你。”他不停叉子地吃。
我想他会不会是吃太撑了。

人在深夜果真是思考有碍，我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想起不久后的巴塞罗那公开赛这回事才觉得醍醐灌顶，说到底马拉特也只是想在西班牙找个快捷旅店。他这点德性在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简直变本加厉，有时候甚至连把牙刷都不带大夜里的站在我窗户外面学猫头鹰叫唤，并且没脸没皮地打电话给我，嘻嘻哈哈地提问类似“胡安，你猜我现在在哪里？”
我鞋都没穿好地去给他开门，那个像个健身靶子一样的人影偶尔会笑着走过来抱住我的脖子。但是，这些个玩笑对我而言可真是不好笑，一点儿也不。

为了防止不速之客再让我头疼脑热，我给了他一把我家的钥匙。事实证明这好比肚子饿了还吃消食剂，用一个更大的困扰代替了原本的麻烦，导致了房屋的所有者，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家里什么时候还会有另外一个人出现。
我想想，我知道童话故事里有些仙女或者精灵会是这样，在主人不在的时候跑到他的房间里，带来金子啊食物什么的。童话转一个弯就成笑话了，我可不指望马拉特能给我带什么东西，关于住宿费竟然是我不好意思找他讨，他倒是常常捎些他亲爱的酸味刺鼻的阿尔巴特大街烤火腿，我情愿倒贴钱让那玩意儿离我远点。

 

虽然有困扰，但因为那点交情的缘故也说不上讨厌。直到一次他在我的训练房房吭哧吭哧跑步的时候我隐隐觉得的确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甚至导致我不敢心平气和地推开我自己房间的一扇门。我在门口站了很久很久，把门板上的斜方格子都看成了蜘蛛网，房间里一直传来奔跑的脚步声，忽快忽慢，这个长长的时间他大概能跑完一个通程的安达鲁西亚海岸线。
马拉特拉开门拍上我的肩膀说“哟，你回来了”的时候，我才醒了梦似的动了手指。下意识地抖了一下，并不疲倦的心脏好像打了一场漫长的抢七一样劳累。
我因为这种变化而胆怯，但是无力改变。

 

说到那年的巴塞罗那公开赛，必须说马拉特真是个很好的荒诞喜剧演员。
其实这年我的状态也不错，墨尔本、巴黎、伦敦，三大满贯都去热了手，在罗兰加洛斯我本也有机会进入法网决赛，终究还是欠了些火候。半决赛输给库尔滕后，他眯着一只眼睛对我微笑。瞧吧，胜利途中的失败没有让我沮丧，这会儿我已经多多少少能看到我的地铁和渡船在向我驶开过来。

巴塞罗那的决赛是我和马拉特打，那场比赛想来我面对他也有胜算但仍然输掉了。第三盘非受迫性失误太多丢了两个发球局，不甘心的情绪一直压抑到颁奖，他把奖杯一分为二那个千年笑话让我豁然开怀许多。
网球比赛的冠军奖杯像那么大个的的确也少见，但像马拉特那样领奖也能玩儿得奖杯底座轰然脱落的大概也没有第二人。
我在后面举着第二名的盘子忍笑忍得极其辛苦，他反而没觉得有多丢人地抱着那个大家伙十分春风得意。
下来才又大声抱怨说“这不是脱胶是整个接口被拉断了！这是设计的问题！”很是振振有词。
“马拉特，没人会把一只锅猛地拉到脑门上。”这件事无疑让我特别愉快。
他双手提着那口锅用屁股撞我，脸颊上笑出两道深深的纹，非常好看。

 

新千年的马拉特显然比我更加顺风顺水，美网开赛前他的排名已经到世界第二。大家都关心着他是否能继续如日中天地战胜桑普拉斯，这个20岁的小伙子此刻相当被看好。就连我和卡洛斯•莫亚吃饭的时候他也说到这个，卡洛斯指着电视新闻问我：“胡安，你认为呢？”
“我没理由认为皮特•桑普拉斯会输。”我吞了口蛋羹，电视里的马拉特一脸汗水，十足少年心气。
面对镜头这个混球吐出的话是“我爱这项运动，我很高兴站在这里，而不是在莫斯科扫大街。”
我很抱歉地把蛋渣喷到了卡洛斯杯子里的时候暗自嘀咕，我真希望你快点回去扫大街。

 

他在决赛3：0赢了桑普拉斯后我和全世界一起瞠目结舌，事实上我设想过他会赢，结果根本不意外，但没想到会是这样漂亮俐落。
转念一想，奇了怪的又关我什么事，我嫉妒都来不及。到底让我嫉妒的并非仅仅是他的胜利，而是皮特说“我把所有的荣誉都给了他，我似乎又看到了19岁时年轻的我。”
所有人都交口称赞说桑普拉斯和萨芬是一种传承，而被传承的那位却在一战成名被人认出以后自以为很幽默地说“你好，我是马拉特•萨芬的表兄弟。”

上帝就是这么要命的不公平。

 

我和他再见到的时候地点仍然是我家里，我疑惑于这个时候他应该还在他的莫斯科喝胜利的红酒而不是在瓦伦西亚闷头翻我的冰箱。
“怎么？”我使劲儿拍了拍他的头问，“美网冠军习惯性盗窃说出去可不太好听。”
他摸了半截面包钻出来，笑呵呵又装成烦恼的样子：“你冰箱里看着有那么多东西，但是可以吃的几乎一样也没有。”
“小伙子，好像我并没有邀请过你。”我抬手关了冰箱的门。

他站在冰箱门口沉默了很久，我自己也觉得愣了半天，过了一会儿才醒过神想我们站在这种地方发傻是怎么回事，他这人脑子里的金鱼都是放养的，难道我也是吗？
我掉头想去房间睡觉，马拉特叫住我说：“嘿，胡安。”
“什么？”我回头看他。
“叶夫根尼说我是个幸运的家伙。”他轻轻走过来，然后勾起嘴笑。“但是说我太出风头，大家会对我有成见，就连最好的朋友也会。”
我脑子里浮现出卡费尔尼科夫一本正经地说着这些话，好像一只诚实的树獭。我叹了口气点头：“是的，他说的没错。”
他皱起眉头说：“不过，我不打算改正。”
“随你吧。”我想我是有点累了。

 

马拉特跨过椅子坐在我的身侧，半晌地不出声。今天他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我由于太过狐疑而在他旁边干耗着时间。事实告诉我们好奇心太重并不妥当。
他伸出两只手圈住我说：“但是，我又觉得我像个傻瓜一样。”

我吓了一跳，对面墙上的挂钟像只巨大的鸽蛋，发出轻微的啪嗒响声，我好像看着西班牙乡下那种轰隆作响带着铜铃的大马车闷头闷脑地向我冲过来。但是由于这句话我差不多等了快十年了，我几乎没有动，沉着嗓子从舌头里蹦着说出一句话：“你说得太对了。”
他咯咯地笑了两声，好像嗓子里有只鸡仔，我伸出手想推开他。他轰隆作响地站起来，很高兴又很生气的样子。我的确没有在他脸上见过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我说过，我也有我的惶恐。

 

这时候我发现他的确比我高了不少，至少比数据上看起来多。在我专心估算11厘米到底是多少的时候，他那只抓拍子的右手罩住了我半边脑袋。
很好，很好，我已经不知道气从哪个鼻子眼儿出去了。
惶恐像是浸了水的纸巾缓慢地扩大成湿漉漉软乎乎的一片，马拉特微微低头嘴唇就挨在了我脸上。我的心脏抖得像筛子，那只套着铜铃的大马正在玩儿命踩我脑袋。

好了，这会儿他直起身子向后靠了靠，挠了挠还粘着像是口香糖一类白色固体的头发，然后尴尬地望着我笑。
我的第一反应是脸上应该有他的口水，但脑子里已经满得一根钉子也塞不下了，眼下说什么话也显得愚蠢，明智的做法是埋头转身回到房里。
尽管门外马拉特的声音很小，甚至像是在水下咕哝，我还是一字不漏地听清了。

“胡安，我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即使现在我是这么强大的男人。”
“去你妈的！”我把自己埋在床上，笑得停不下来。

 

我得说幸好因为对方的萨芬的缘故，这天我们相处的气氛并没有因为他的嘴在我脸上擦了一下发生太多变化，好吧，有，但不太多。我没有刻意回避小心翼翼，我猜他也没有，有些东西我们开始心知肚明，但又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总之，并不算尴尬。

并不尴尬的几天过去后，我从卧室里钻出来时见他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最近电视台正在评选安达卢西亚小姐，这个节目让他非常兴奋，一连很多天，看个花絮也手舞足蹈。通过选美我才意识到我们欣赏事物的品味的确大相径庭。
我站在几米外稍微闭了下眼睛，然后睁开，在心中念了几句不怎么文明的话，然后下决定今天，至少明天一定要把他轰走。这家伙在我家蹲着，我莫名其妙地会随着他一起荒废人生什么都做不了，实在亏大了。

窗外正是太阳西沉，浅薄的橘红色光彩照在马路对面的白色建筑上，看起来像桃子味道的奶油，非常甜美。
我甩甩脑袋坐过去靠马拉特旁边坐下，他毛乎乎的头抬了抬挨着我的腿。
电视上画面闪烁，大概是摄影师手不太稳镜头颤抖，看起来有些头晕。随着走来走去五彩缤纷的美女们我在轻微的晕眩中沉默良久，开始没出息地承认眼下的状态竟然让我满足和平静。不得不使我对这样的自己和……那样的马拉特有小小生气。

接着出声的是他，“嘿，这个最上镜奖的女人没有屁股！”

我顺手朝他背后捶了一下，他抓住我的胳膊，力气不小。
落日嘶嘶染着窗户，棕色头发的美女朝镜头给了个飞吻，温暖的手掌在我肩上，世界何其鲜艳。

 

后面的时间里我得说是我比较愉快，甚至可以说非常。胜利的喜悦像连续不断啪啪炸开的红花，我突然找到了在底线抽杀的感觉，以前我就很能跑，否则科斯塔不会呲牙咧嘴地叫着“蚊子”，尽管我相当不喜欢这称呼，并且潜意识认为是在讽刺我回球的时候喊叫得太厉害。
日渐舒适的手感和对落点判断准确的直觉让我顺风顺水，我有感觉上帝在帮助我但又不希望让我太过得意。几次在决赛中铩羽无不遗憾，但似乎就差一个大满贯的杯子了。我想要它。

我和马拉特偶有交手，战胜他让我特别快乐。其实他也没差，带着俄罗斯队拿下戴维斯杯，直到从墨尔本回来以后陷入了长长的手腕伤病。
他的私人医生加略是瓦伦西亚人，当然我也认识，这让我见他的时间比见我爸爸还多。

 

伤病员马拉特的情绪并不太好，整个人安静了下来，他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唠叨倒也是件好事。有一次甚至向我提到他在看黑格尔，我一口麦茶没含住呛得天昏地暗。
他用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忧郁说，“胡安，你知道，受伤就像大停电，等待的时间总是黑暗漫长。”
我即使内心惊悚，表面上也要安慰他说，“加略怎么说？看起来似乎好多了。”
他埋头动了动手腕，皱着眉头继续自说自话，“你在停电的时候会做什么？”
“上床。”说完我就自认没安好心，默默呸了一声。
马拉特哇啦啦地抬起脸大笑，受伤以后似乎没有过的那样开心。

没过几天，我做了一个梦，黑甜又湿暖，梦里我和马拉特剥光了衣服贴在一起，黑暗让我像溺水一样喘不过气，沉沉下坠。皮肤的触感柔软温热，亲吻像麻痹在舌尖的酒。我全身发抖地惊醒过来，被子落在地上，刚才喘气时要命的真实感几乎让身体哭出来。
惊恐灭天袭地。

第二天早上起床，我抓了几件衣服开车去马德里的房子住，谁也没有告诉。
我喜欢开快车，认识那几个开车的朋友都叫我“马基宁”，那是个很棒的车手。
笔直的斯潘那高速公路看起来难以穷尽，天色阴湿没有云彩，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苍白地开下去，急速茫然而永无休止。

 

进入夏天的时候，我又一次来到巴黎。罗兰•加洛斯外面盛开着玫瑰色的紫罗兰，穿着同样色彩短裙的接应员眯着浅蓝的眼珠朝我露出温柔的笑容并且要求和我拥抱。我猜测大概自己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的惴惴不安或者浮躁惶惑，自然是没料到十几天后会是换了天地。
如果要我仔细描述我这次的法网之旅我大概能说上三天，当人不再风光的时候总是依仗着一些回忆让自己平静舒坦，我也不能例外。虽说赛后因为黑马杀入决赛让费雷罗捡了个大便宜这种说法不绝于耳，但说真的我并不在意。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状态好极了，对手所有的击球都朝着我拍子的方向飞过来，说轻松显得有点自鸣自大，但确实是游刃有余。
冠军的快乐像安达卢西亚雪利酒一样甘美，球场的看台把天空围成湛蓝好看的四边形，我的妈妈站在四边形的右上角上，我能看到她是因为她正看着我，欣喜、幸福又骄傲的样子，我隔着巴黎芬芳的空气亲吻她。

晚上马拉特打了个电话给我，哼哼啊啊一阵咳嗽听得我嗓子痒。
他说了恭喜以后长篇大论地抱怨他的手伤有多么疼痛，好像再过两分钟就会断掉。我当然高兴自己的事儿没空和他磨牙就要挂了电话进房间去庆功。
他开始嚷嚷起来：“胡安，喂，胡安！”
巴黎的夏夜星光异常明亮，这让站在露天的人也觉得十分快乐，我继续很好脾气地笑着问他：“还有？”
他咕哝道：“我们三个月没见面了！红土国王！”
“哦？”我和路过的熟人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对方挤眉弄眼地比出一个“女朋友？”的手势，我摇头的动作大得脑水嗡嗡乱响。
“我说你声音能不能大点儿，莫斯科离巴黎可不近。”他抱怨。
“好了，我要进去了马拉特。”我说真的。
“你什么时候回瓦伦西亚？”电话那边有吃水果的声音，我嘴角抖了一下。
“伙计，这和你没关系。我可不想在我抱着奖杯打开家门的时候看到你在我沙发上吃哈密瓜。”我走进玻璃门，然后倒数十秒准备关掉手机。
“我不能老是对着电视屏幕想你。”
我回头望了望外面夜色正好。“谢谢你看我的比赛，再见。”

我回到家以后并没有见到那个大个子实在有点意外。但房间里的东西很明显是被人动过的，有人甚至是把棉被抱到沙发上堆成一团，这让我载誉而归的美丽心情打了点折扣。
冰箱上面贴了个小纸条，用西班牙语写着“nada”。打开果然已经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我想起在中国听到过关于蝗虫的传说，他吃光你的东西还打不得也不敢骂。
我们在中国打大师杯的时候，卡洛斯、雷登和我穿着唐装在宾馆大厅打扑克，马拉特坐在旁边和一个俄罗斯记者聊天，记者问他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书？
“《厚黑学》。”他笑着扬扬手。
我在心里使劲儿呸，雷登直接大笑出声，我们把扑克牌偷偷从他唐装的领口塞进衣服里，马拉特摇着头一路走一路掉出方片5和黑桃K。
东方人的咖啡像讲给小孩子的笑话一样甜腻清淡，但那确实是难得焦虑的快乐年月。

我洗完澡发现电视柜上多了一套DVD，看起来应该是一部很蠢的动画片没错，俄语我看不懂，英语倒是翻译得很清楚叫《兔子！等着瞧！》。我默默拉过桌布把那堆花花绿绿的玩意儿盖住，全当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茶几上有半个尖尖的核桃壳像电影里海盗的航船，我靠在沙发上拉过那团被子，软绵绵的是很好睡。
电视里扑啦扑啦闪过画面，我不够坦诚但开始认命，只是没办法揣测他是不是和我一样，也不确定自己应不应该这样想念他。

 

时间又翻过一年，我们算是一期一会地在墨尔本碰面，澳洲的一月炎热到难以忍受，我下了飞机衣服还没来得及扒干净就沾了一身汗水。
洗了澡从酒店出来去训练场的时候碰到罗杰在远处，这家伙那会儿正像飓风一样勇猛强大不可一世。不过想来真在比赛里碰面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我想我对上罗杰心里没底其实并不可耻，因为其他人大概也不会有。

罗德•拉沃球场从我19岁踏进来的时候，空气里闻起来就有点奇怪的塑胶味，像小时候家里有很多的那种红色橡皮球，这一点恼人无论过去多少年都不会改变的样子。
马拉特躺在我宾馆房间的沙发上翻汽车杂志的时候否认了我的嗅觉，“那一定是你鼻子的问题，下午两点半的南半球阳光照在身上我只能闻到烤鸡的味道。”他每年都是提前几天来澳洲，呆在海滩边上翻过来覆过去晒皮，大概是体内俄罗斯人的因子，晒到狠了只是通红，终究没有变成他希望的“考拉色。”
他抬起身从镜子里看自己，应该是对我说话但听起来像自言自语，“太阳晒过头了胡子和头发都长得很快。”
我靠过去用手咚咚地敲了一下镜子里的脸“难道不是因为你没用脑子？”反光的镜面亮得有些失真。
马拉特啧啧着不乐意的声音，从镜子上拉下我的手，我全身的汗毛突然从背脊嘶嘶炸起来，掉过头他正看着我，这一眼真是深得吓人，好像陷进了潮湿的软泥里。
我以倒时差的借口把他轰出去，用十五分钟站在窗口看一只灰色翅膀的海鸥在对面房顶上蹭痒，用两分钟出门去找陪练，莫名其妙高兴了三个小时。

半决赛输给罗杰虽不意外，但总觉得回天乏术。我的巅峰状态退却得如此迅速，虽然不能构成我的焦躁不安，但毕竟失落沮丧。马拉特在全场给他欢唱生日歌中挨到了决赛，最后仍然不能阻止罗杰登顶的步履。他端着盘子一直笑得很疲惫看起来全无快乐，闷闷的像打了一层青色的霜。
我先他离开墨尔本，在比赛结束后也没有再见到过他人，前后给他打了五个电话，始终没有接通，急促的忙音听来实在有些怅然，当然我能够想象他是需要安静。

我在家乡有些做生意的朋友，他们总是吵闹着鼓动我投资这个买卖那个，之前没空考虑，慢慢觉得其实也必不花太多功夫，自然有人会帮忙打理，也不知道从哪趟浑水开始不知不觉做起了并不复杂的生意。这些年它们回馈我的似乎确实比网球待我亲切。
我从墨尔本回到瓦伦西亚休息了几天，我的合伙人塞萨尔来找我吃饭时说最近要去莫斯科。
我并没有想得特别清楚就答应和他一块儿去看看。
只有三天时间，有些比生意更复杂的事情让我思考明白也许还远远不够。

在莫斯科的三天我两天半待在宾馆里，三月天的高寒地区还极冷，北风吹起来我总疑心我的眉毛正在消失。外面是说着饶舌语言的陌生世界，我打不通俄罗斯人的电话，单方面地拨号让自己显得无理取闹。
电视台的节目十个有九个半我看不明白，有个频道连着几个小时播放着冗长的电视剧，里面有个姑娘很美，眼睛明亮得不像话，就是俄语发声像鸽子般咕哝叫唤。
从前在家的时候有一回我半夜爬起来喝水，听到马拉特在隔壁房间叽叽咕咕说俄国话，我摸黑过去轻声喂了一声发现他睡得很沉似乎只是梦呓。
我像吃错药一样走过去蹲在他床头，大概也只是想留点证据白天嘲笑他。他却仿佛忽然扎实地嵌在广袤的黑夜里，用绵长的呼吸和我沉默以对，我挨坐在床边的地上走了会儿神，过了些时候耳边有声音说：“胡安，你这样我怎么睡得着。”
琐碎的事情回想起来总是懊恼生气。

我很久都没有梦到过母亲，在异国他乡的梦境中忽然看到了她。罗萨里奥小姐坐在我汽车的副驾上，她轻声嚷着类似她活着的时候我还没拿到驾照，并且抱怨我根本不该把车开得这么快，我非常确切地认为如果车速慢下来妈妈就会消失不见，于是一直神经紧张地盯着表盘，眼睛非常疼痛。最后车还是停了下来，从车顶一直奇怪地在漏雨，妈妈没有消失，一直坐在旁边叽里咕噜说了很多话，连姐姐打算离婚她都知道，我不敢出去，雨水浇得我满脸都是，分外寒冷。
窗户外天色发白鸽哨响起来的时候我卖力睁开眼睛，蓦地发觉罗萨里奥小姐和马拉特•萨芬都是我非常喜欢而不能够伸手拥抱的人。即使已有认知却仍然不够清醒，就像不能理解俄罗斯春天的早晨怎么能够冷到这样的地步。

从莫斯科回到家的时候快要到傍晚，受够了干冷的气候，安达卢西亚海风吹在脸上柔和得像湿吻。
家里除了多出一个空的啤酒罐一切并没有变化，我松了口气在沙发上坐下，它已足够让我心满意足。

 

我在洗澡的时候思路会像热水一样洋溢得没边没际，时而考虑我和马拉特以后都会是这个样子。
他毫无预兆地到来，大多数时候是白天，当然也许会是晚上，吃光我的方便食品，把所有电视频道翻满一轮，在客房或者主卧睡觉，左手习惯垫在脑袋下面，白天醒来看点三级小电影或者健身，看到我说“胡安，你把我的XXX放哪儿了？”下一个晚上，当然也许会是白天，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消失掉，像只路过的猫一样。他不会欠我一个再见，但显然也不会通知我再见是什么时候。

如果以后都是这个样子……仿佛是多年结识了一个熟稔的贼。
这让我千真万确地惆怅。

后来他出现也很自然，要参加比赛总会见面。
老实说这段时间我的确不太愿意看到他，我还没有认识得很透彻，并没有。
天气正热的时候马拉特偏偏不太剪头发，蓬起来的卷发让他看起来很像一只吃了激素的巨羊。巨羊照例笑得一脸褶子和我打招呼，我爱答不理让他颇不满意。他像个弱智一样飞快地撞了一下我的后背然后哈哈跑开，大概以为我会像十几岁那样追着打回去，我并没有回过头，也没有回过神去看他。我猜想他一定不太高兴。

他问过几次“你在生气？”我说没有。
我还想说，你这人实在很麻烦，以后请不要来瓦伦西亚，来了也别找我。我明天就去买条俄罗斯高加索犬拴在家门口，除了我见谁咬谁。
马拉特最优秀的缺点是完全不会看人脸色，靠在我旁边气定神闲地吃完了一盘自助水果。
是的，我想的确不是生气，和喜怒无关，只是一种，怎么说，浮躁？真是说不好。

 

让我焦虑的是这次浮躁的周期持续得太过漫长，在自己心绪不宁的漫长过程中马拉特已经重新找回巅峰状态登顶澳网。难得他看起来谦虚诚恳又漂亮，是少有的姿态，这人就是有本事让全世界陪他一道高兴高兴。连罗杰都说喜欢他。

网球我虽然越练习越比赛越有些捉摸不透，这很古怪，但我仍然是喜爱的。我不能够像他们那样开心，但也着实不太嫉妒。
只是忽远忽近的距离感和来去无声的日夜一般，都是我完全不能掌控的部分。
我一直以为这是对他永远也表述不清的事。

这一年开始，马拉特往我那儿叨扰的次数减少许多。我生意上的事情也忙碌起来，见面变得不太频繁。他那年澳网之后旧伤又犯也走起了下坡路，我每每上场都像感冒加重一盘抗不住一盘，有时参加同一次赛事照面没打过就各自回家了。我大概见他签表的日子比见他还要多出一些。

大概自己也明白那些想了好几年还横亘在脑血管里的问题并没有像血栓一样吃点药就消融掉，所以在自家阳台上再一次看到马拉特的时候，身体的第一反应是拖着撞到凳子的膝盖晃到他面前，搂下他的脖子吻了上去。
马拉特无疑是受了点惊，他的呆滞退让让我心下火大。我发觉自己有些过的时候，手已经拉开了他裤腰的扣子。马拉特撇开脑袋停下来，抱着我发出像挤气泡一样的嗤嗤笑声，喷得我耳朵都热了。他右手用力向后掰我的脸想要嘲笑我，当然我死死埋着头没让他得逞。
我在他的肩膀上什么都看不见，但我知道天气很好，风日也热，笑鸥的叫声嘹亮清晰又鲜明生动。
犹如一场久违胜利的由衷欣慰，像是冬眠的蚂蚱活了过来。

 

马拉特•萨芬先生在上床这件事上表现得相当娴熟和狂热，并且执着于接吻，整个过程中他表现不悦的时候是我试图从嘴上掰开他的头。其实那时我只是有点想笑出来。傍晚醒来的时候我觉得全身被染上了一层东欧奶酪的味道，马拉特像一只巨大的羊似的趴在我旁边，乖顺安静地让我难免有些若有所思。
接近凌晨的时候我因饥饿而清醒他仍然在熟睡，类似于倒时差，这家伙的睡相出乎意料地很老实。我贴近过去，抱住他的脑袋轻轻吻上他的下巴。我想我大概饿昏了头，咬了几口他就被弄醒了，半合着眼睛发出模糊的俄语音，推开我的肩膀平躺过去，他哼哼了一声用一种并不常听到的幼稚语调说着：“胡安，我腿疼。”
我略有点疑惑于这样一个夜晚竟然毫不窘迫，好像我们已经做过八百四十一次那么自然。我靠着床坐起来问他：“医生怎么说？”他这次的膝伤确实比较严重，最近的比赛几乎都见不到这个人了。
窗外下着不小的雨，雨水敲在屋檐的声音好像敲在我的骨头一般贴近。他侧过身把头埋在我的腰上，呼吸造成我的身体稍显躁动，我有反思自己是不是禁欲太久。肚皮上传来湿热的声音说：“如果手术失败的话就瘸了。”
如果他瘸掉就是我一个人的了，这样的念头短暂地出现了一下又很快消失。
我和他说做物理复健，他自己也早就决定这么做，但却抑制不住伤病的沮丧。
“我现在正常的底线接球超不过20拍。”
褐色的卷发刚好可以埋住我的手指，我抚摸着他的头说：“我也是，跑不动。”
马拉特十分开心地发出要把这个世界唤醒的笑声，撑起身子再接再厉地勾住我亲吻。
我模模糊糊地想着，混账东西，这有什么可开心的。

这是十几年来最亲密而放纵的几个日夜，我们甚至不着寸缕站在后阳台喝完一件啤酒而后肉搏。赶上初夏的天气炙烫，抚摸总是带有热辣的意味，比如发展成为捶打。马拉特咧着嘴角说了不下三次：“胡安，我觉得你早就想这么做了”。
我伸出巴掌绕到他身后摁住他的脑袋：“对，一直想揍你。”
挂钟啪啪地甩着秒响，时间漫长得我们无所适从。于是，也是意料之中的，“我明天早上的飞机。”马拉特坐在床上穿裤子说。
“再见，朋友。”我同样认为手上攒了很多工作要处理，还要照顾我的狗，而且已经三天没有去训练场，这样纵情声色不应是当下可以继续的事。
马拉特拉住我的手，鼻息发出比话音轻不了多少的叹气：“胡安，你知道，这和我原本想的不太一样。”
我想我理解他指的是什么：“我也是。”他脸上的阴影像是横着长出的胡须。
后来我进洗手间想了一会儿，没开电灯。马拉特在外面表示他原本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会在蹲厕所的时候看报纸。

任何好日子都有到头的时候，我开车送他去机场，米格莱特地段遇到交通拥堵，马拉特嚼口香糖发出滑稽的响声，车外喇叭声此起彼伏，我心情多少是有点烦躁的。
喜爱这件事，终于云破日现，直白得一马平川，也未见得能和舒坦走在一起。
他戴着墨镜下车没有回头时我反而突然轻松，轰起油门电台里响起愉快的鼓点，每一点都打在我的肚皮上，我感到了些许饥饿和自然。

一切似乎有了不平静的伏笔，距离我和马拉特在汉堡的烈日下大吵一架还有33天。

TBC.